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的疼还没散透，但已经能走了。他迈开步子的时候，脚下的路已经从明末的土路变成了另一种路面——更硬，更平，像是被重新夯过。路两边的人换了衣装，男子的辫子垂在脑后，女子的发式也变了，额前的头发被梳得光光的，紧贴在头皮上。他走过第一个村子的时候，村口的墙脚下坐着几个剃头匠，正在给一个汉子剃发。剃刀刮过头皮的声音嘶嘶的，像蛇在沙地上游过。汉子闭着眼，脖子梗着，两腮绷得紧紧的。剃头匠把最后一缕头发刮净，拿手摸了摸汉子的光头，说了一声：“好了。“汉子睁开眼，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那里多了一根辫子，编得齐整，垂下来搭在肩上。他从他们旁边走过的时候，那汉子正偏着头对着水盆里的倒影打量自己，盆里的水晃晃悠悠的，把他的新面貌揉皱又摊平。
他走进了一座城。城门口贴着告示，告示上写的什么他没看全，但开头几个字他看到了——“顺治元年“。字是楷书，笔画方正，墨色浓重，像是刚贴上去不久。告示前面围着的人不多，三两个，扫了一眼就走了。他站在告示前面把那几个字看完了，然后进了城。城里的街巷跟以前差别不大，但能看见一些新的痕迹——有的门楣上钉了新的户牌，牌上写的满汉两种文字并排。他路过一间铺子的时候看见一个穿着短打的伙计正在把一块老招牌摘下来，换上一块新的。老招牌上写着“大明某某号“，新招牌上把那两个字磨去了，用墨笔写了别的名字在上面。伙计踩在梯子上够着那块新招牌，装好了之后下来看了看，满意地收拾了工具走了。
他在那座城里遇到了一场雪。雪来得突然，从天亮的时候就开始飘了，细碎的，像盐粒一样。街上的行人在雪里加快了脚步，有人撑了伞，有人把衣领竖了起来。他站在一座石桥的桥头看雪落在河水里，雪花碰到水面就消失了，像从来没存在过。桥上走过来一个穿靛蓝棉袍的人，手里提着一只竹篮，篮子里装着一方砚台和几本书。他走过桥头的时候脚步慢了一下，看了他一眼：“你站在这里好一会儿了。“他说：“看雪。“提竹篮的人把篮子换了个手，也往河面上看了一眼：“这雪下不了多久，下午就该晴了。“他说完就走了。桥面上留下了他的脚印，浅的，很快被新雪盖了薄薄一层。
他离开那座城之后往北走了一段时间。北方的天空低垂，风从旷野上吹过来的时候毫无遮挡。他走在一片平坦的大地上的时候，看见远处有一支正在行进的大军。军队的队列很长，骑兵、步兵、辎重车，沿着官道一字排开。队伍最前面飘扬的旗子上写着“清“字，旗边的流苏在风里翻飞着。他站在路边的一块高地上往下看，队伍走了很久都没有走完。一个骑马的军官从他面前不远处经过，腰间佩着箭囊，箭囊里插着白翎箭，箭羽在日光下白得像雪。军官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侧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身上停了一瞬，又转回去了。队伍过去之后，路面被踩得翻起了泥浆，他等泥浆稍微干了干才从高地上下来，继续走。
之后的许多年里他一直在清帝国的土地上行走。他见过康熙年间一个刚刚开海禁的港口，码头上停着几艘来自不同国家的船，船上的人说着他听不懂的语言。一个穿西装的商人正在跟一个穿长衫的买办比划着谈价格，手指在算盘上来回拨着，噼里啪啦的声响在码头上空回荡。他站在码头上看着那些肤色不同的面孔从身边经过，有金发碧眼的，有深色皮肤的，有的穿着宽大的袍子，有的穿着紧身的短袄。一个外国水手从船上下来，手里拿着一只铁皮酒壶，边走边往嘴里灌。酒液从他的嘴角淌下来，在衣襟上洇开了一小片深色的印子。他走到码头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就着海风看那些船的桅杆在风里微微摇晃着。
他也见过康乾盛世里的扬州。扬州城里的盐商富甲一方，有的宅子修得像小型的宫殿，石雕、木刻、砖花，精美的程度让他想起了曾经见过的那些宫苑。他在一间盐商的宅院外面站了一会儿，隔着墙能听见里面的丝竹声，琵琶、笛子、二胡合在一起，调子悠扬婉转。一个挑着花担的老妇从巷子里走出来，篮子里是成束的茉莉花，花的香气在巷子里荡开来，浓得化不开。他买了一串茉莉花挂在衣襟上，白花的幽香跟着他走了大半条街才散尽了。
有一年他在北方的一个小镇上遇见了一件让他驻足的事情。镇口的空地上搭了一个台子，台子上有人在说书。说书的人年纪不小了，花白的胡须，手拿一把折扇，扇子在手里翻来覆去的。他讲的是前朝旧事，讲崇祯皇帝在煤山上的那个早晨，讲他如何把腰带挂在槐树的一根粗枝上，讲他最后回头看了一眼紫禁城的方向。说书人说到“回头看“那三个字的时候声音放轻了，像怕惊动什么似的。台下听的人安静着，一个妇人低头抹了一下眼角。他站在台子外面听完了那段书，说书人把扇子一收，台下有人鼓掌，有人往台子上丢了几枚铜钱。说书人收了钱，从台角拿起一只茶碗喝了一口，润了润嗓子又开始讲下一段。
他走过了嘉庆朝的年间，街上的铺子还是那些铺子，但货物比以前少了一些。他路过一个瓷窑的时候听窑工说今年的瓷土不如往年好，烧出来的釉面发暗。他又走过了一些路，道光年间的一些港口有了更多的外国人，黄头发蓝眼睛的面孔在码头上越来越多，有人开始卖一种带着苦味的烟膏，灰褐色的，用纸包着，一小块一小块地摆在摊子上。那些烟摊前面排着队，各色各样的人——穿绸衫的胖子、穿短打的苦力、在街上游荡的闲汉——一个接一个地买了就走。他蹲在一个烟摊边上看了很久，卖烟的人收了一天的铜钱用布袋装起来，往肩上一搭就走了。
有一天他在一条河边走着，河对岸传来了火炮的轰鸣声。那声音跟他以前在战场上听见过的所有声音都不一样——更响、更闷、更有力，像一口巨大的铜钟被从内向外敲碎了。河对岸的码头上冒起了黑烟，烟柱粗而浓。他站在河这岸看着那团烟升起来，升起很高了才被风撕散。河面上有船在移动，但方向和速度都乱了，几艘小船拼命往岸边划，一艘大船停在河心正在缓缓地倾侧，船身斜进水里的时候甲板上的木桶和箱子顺着斜面滑下来砸进水里，溅起的水花白花花的。他站在河岸上看着那艘船慢慢沉下去，船首先没入水中，船尾翘起来露在水面上，像一个正在下沉的巨兽最后抬起来的脊背。然后连那脊背也没了，水面恢复了一些平静，只剩几块浮木和碎板片在扩散的波纹上漂着。
他后来听人说那叫“鸦片战争“。说这话的是路边一个卖茶蛋的妇人，她把茶蛋从锅里捞出来放进一只粗瓷碗里，一边剥着壳一边说：“英国人打的。“她把手里的茶蛋递给旁边一个站着吃的人：“听说是为了烟，那些烟。“她把沾了蛋壳碎屑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又去捞下一颗茶蛋。他买了两颗茶蛋，在路边站着吃了，蛋黄绵软，被卤汁浸透了。吃完之后他把壳扔进路边的竹筐里，走了。
之后的很多年里他继续走着。路上他见到了留着辫子的辫子军、穿着洋装的新军、戴着眼镜的学生举着旗子从街上跑过。有一年他在南方的一座城里听见有人在喊“革命党“，又一年他听见人喊“武昌“，再一年他听见人喊“中华民国“。这些名字和词句像路上的灰尘一样被他走过去又留在身后。他已经走了太久了，久到任何新出现的事情都成了路上新的风景，旧的风景则慢慢退到了远处，像远山一样淡了。
有一年的秋天他走到了一个山脚下。山不高，但山上的树叶子全红了，一层一层地铺满了山坡，在午后的日光里红得像烧过的炭。他沿着山路往上走了一段，脚下的落叶踩上去发出干燥的脆响。走到半山腰的时候他看见了一座小庙，庙门口挂着一块旧匾，匾上的字已经模糊了，但他认出了半边——“佛“。庙门开着，里面没有人。他走进去，殿内的佛像积了一层灰，供台上的香炉冷着，里面的香灰已经板结了。他站在殿内看了一会儿，然后走出来，在庙门口的石阶上坐了下来。山下的田野、河流和村庄在视野里铺展开去，远处有一列火车正从田野上驶过，白色的蒸汽在车顶上方拖成一条长长的带状。他坐在石阶上看着那列火车从视野的左侧驶入右侧，汽笛声隔着远距离传过来，微微的，像什么很轻的东西在敲打耳膜。
他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背上的皮肤松弛了，布满了纹路，指节粗大，指甲的边缘是糙的。这双手换过多少回身体了，他记不清了，但那上面的疤总跟着他——掌心那道干树皮扎过的旧印，胸口那道从殷商就带上来的戈伤，膝盖里每走一步就加深一分的磨损。这些伤痕层层叠叠地压在他身上，像一卷不断被续写的手稿，每一笔都盖在上一笔的旁边，最后变成了一整面的密密麻麻。
他坐在石阶上很久，直到太阳快落山了。山下的村庄里开始亮起灯火，一小点一小点的，像被谁撒了一把发光的芝麻。远处那列火车已经看不见了，但铁轨还卧在田野上，两条并行的细线延伸向远方。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走到铁轨的尽头去。他不知道自己还会走多远。但他知道，此时此刻，坐在这座小庙的石阶上看夕阳落在田野上的光景，和他在殷都的黄昏里坐在洹河边、在周朝的黎明里站在镐京城外、在秦朝的正午里踩过咸阳的砖路，是一样的。
他一直走着。路一直都在。
他站起来，膝盖又响了一声。这一次他没有等那声响过去，直接迈开了步子。山路往下延伸，他往下走。山下的灯火正在亮起来，一盏接着一盏，像是有人在用一根看不见的线把它们挨个点燃。他朝那些灯火的方向走去，步伐不大，但很稳，像一个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的人正在走向下一个驿站。他走下山坡，走进了暮色笼罩的田野，走进了那一条通往灯火的路。身后，清朝的帷幕正在缓缓合拢。
他没有回头看。